我叫张卫国，今年五十出头，现在在县城的菜市场守着个杂货摊。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听着此起彼伏的吆喝声，总想起三十年前在县纺织厂的日子。那五年，像一场醒了还想再睡上了二楼。她额头上全是汗，工装后背湿了一大片，却一点没喊累。我看着她用袖子擦汗的样子，心里又热又愧，从床底下摸出娘给我带的腊肉，非要塞给她。
“你这是干啥？”她摆手推辞，“邻里邻居的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再说我一个人住，做饭也麻烦，你要是不嫌弃，以后咱搭个伙？”
我当时就愣住了。搭伙？孤男寡女搭伙过日子，这在厂里可是件大事。她像是看出了我的顾虑，笑着说：“你别想歪了，就是搭个伙做饭。我会蒸馒头烙饼，你要是不介意，以后我多做一份，你按月给我粮票就行。你一个大男人，总吃食堂也不是事儿。”
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。确实，我做饭只会煮面条，能有口热乎饭吃，简直是天大的好事。我赶紧点头：“那太好了！粮票我肯定多给，要是有啥重活累活，你尽管开口。”
就这样，我和陈兰搭伙过起了日子。她住对门，每天下班比我早，就先去食堂打饭票，再回她宿舍做饭。我下了班就过去，有时候带点从乡下带来的红薯土豆，有时候帮她劈柴挑水。她做饭手艺真好，普通的玉米面能蒸出暄软的窝窝，白菜土豆炖得香喷喷的，每次我都能吃两大碗。
时间长了，厂里开始有闲话。有人说陈兰丈夫跑了，耐不住寂寞；有人说我想占便宜，吃软饭。我听了心里窝火，想跟人理论，陈兰却拦住我：“嘴长在别人身上，爱说啥说啥。咱们光明正大搭伙吃饭，没偷没抢，怕啥？”
她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过意不去。有天晚上吃饭时，我从口袋里掏出攒了很久的钱票：“陈兰姐，这些日子麻烦你了，这点钱你拿着。”
她把钱推回来，脸沉了下来：“卫国，你这是打我脸呢？当初说好搭伙，就不是图你的钱。我一个人住着冷清，有人一起吃饭，热闹。”
我看着她泛红的眼眶，把话咽了回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陈兰的丈夫是厂里的技术骨干，前年在外地出差时出了车祸，留下她和一个在老家由婆婆带着的女儿。她为了多挣钱寄回家，主动申请上夜班，白天还要抽时间做零活，日子过得比谁都苦。
从那以后，我更用心地帮她干活。她宿舍的灯泡坏了，我爬梯子换上；冬天水管冻住了，我早早起来烧热水烫开；她上夜班回来，我提前把炉火生旺，让她进门就能暖和点。她也更照顾我，我的工装破了，她悄悄拿去缝好；知道我爱吃蒜，每次做饭都多剥几瓣；我感冒发烧，她半夜起来给我熬姜汤，守在旁边直到我退烧。
车间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，看出了我们的情况，有天找我谈话：“卫国，你跟陈兰的事，厂里都看着呢。她是个好女人，命苦。你们要是真有意，就正经处对象，别让人戳脊梁骨。”
我红着脸解释：“主任，我们就是搭伙吃饭，没别的。”
主任叹了口气：“我知道你是老实孩子。陈兰丈夫的抚恤金快发下来了，她婆婆一直想让她回乡下改嫁。你们要是有啥想法，早点定下来。”
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。说实话，这两年跟陈兰相处，我早就对她有了依赖。她能干、善良、泼辣，比村里那些扭扭捏捏的姑娘好多了。可我一穷二白，还有乡下的爹娘要养，怎么配得上她？
那天晚上我没去陈兰那里吃饭，一个人在宿舍喝了半瓶白酒，越喝越愁。半夜有人敲门，打开一看是陈兰，她手里端着一碗热汤面：“我听宿舍大爷说你没吃饭，给你煮了碗面。”
我看着她冻得发红的手，突然鼓起勇气：“陈兰姐，要不……咱们试试？”
她愣了一下，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。我赶紧扶住她，把心里的想法一股脑说了出来：“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但我保证，以后我会对你好，对你女儿好，咱们一起把日子过起来。”
她低着头，半天没说话，肩膀微微耸动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：“卫国，你是个好人，但我不能耽误你。我比你大五岁，还有个女儿，你该找个年轻姑娘，生自己的娃。”
“我不在乎！”我急得抓住她的手，“我就想跟你搭伙过日子，一辈子那种！”
她的手冰凉，微微颤抖着，却没有抽回去。那天晚上，我们聊了很久，从家里的老人聊到厂里的趣事，从过去的苦日子聊到将来的打算。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
从那以后，我们的关系变了。虽然没正式确定关系，但厂里的人都看出来了。我们一起去食堂打饭，一起在傍晚散步，她宿舍的晾衣绳上，偶尔会挂上我的工装。她脸上的笑容多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紧锁眉头。我也觉得日子有了奔头，干活更有劲了，连车间主任都笑着说我像是换了个人。
可好景不长，第三年春天，厂里传来消息，说要减员增效，好多老工人要被辞退。陈兰因为是烈士家属，暂时没事，但我这种新来的临时工，首当其冲。我急得满嘴起泡，天天去找领导求情，可一点用都没有。
陈兰比我还急，托人找关系，甚至去给厂长送礼，都被退了回来。那天她从厂长办公室出来，眼睛红红的，却笑着安慰我：“没事，天无绝人之路。你手艺好，咱们去南方打工，听说那边纺织厂多，工资还高。”
我看着她强装的笑容，心里像刀割一样。我知道她舍不得离开这里，舍不得女儿，可她为了我，愿意放弃安稳的生活。我攥紧拳头，心里做了个决定。
那段时间，我把自己攒的钱和粮票都交给陈兰保管，每天下班后，就拉着她去车间学技术。我在乡下跟着师傅学过修理农机，对机械原理懂一些，在厂里这几年，又跟着老技术员学了不少织布机的维修技术。
“你把这些都教给我干啥？”陈兰不解地问，手里拿着我画的图纸，上面标满了各种零件的名称和用途。
“多学点总没错。”我一边给她演示怎么调整织梭，一边说，“以后不管到哪儿，有门手艺饿不着。你看这织机的张力调节，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，就像过日子，得掌握好分寸……”
我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技术都教给她，从最简单的换纱锭，到复杂的电路维修，甚至连怎么判断布匹的质量、怎么节省棉纱这些窍门，都毫无保留地告诉她。她学得很认真，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，遇到不懂的就追着我问，常常学到半夜。
车间里的老工友打趣我：“卫国，你这是把吃饭的本事都交出去了，就不怕陈兰学会了把你甩了？”
我笑着说：“她过得好，我就高兴。”
其实我心里清楚，我可能要回乡下了。娘来信说爹病了，家里需要人照顾，我不能不管。我没告诉陈兰，怕她担心，只能趁最后的时间，多教她点东西，让她以后能好过点。
离别的那天来得很突然。厂里正式下了通知，我被辞退了，第二天就得搬离宿舍。我收拾行李时，陈兰默默地帮我叠衣服，眼泪一滴滴落在被单上，晕开一小片水渍。
“你别难过，我回乡下看看，过段时间就回来找你。”我强忍着眼泪，把一个布包塞给她，里面是我攒的所有钱和一本厚厚的技术笔记，“这里面是我整理的维修口诀，还有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，你好好拿着，以后用得上。”
她没接，突然抱住我，肩膀剧烈地颤抖着：“你是不是不回来了？你是不是骗我？”
我再也忍不住，眼泪掉了下来：“我爹病了，我必须回去。但我向你保证，只要家里安顿好，我马上回来找你，咱们一起去南方打工，好不好？”
那天晚上，我们聊了一夜。我把所有的技术要点又跟她讲了一遍，哪些零件容易磨损，哪些部位要经常润滑，遇到机器卡顿该怎么处理，甚至连怎么跟工头打交道、怎么讨工资这些经验，都细细交代清楚。她像个学生一样认真听着，时不时点点头，把我说的话记在心里。
“记住，换织梭的时候一定要先断电，安全第一。”
“棉纱的湿度很重要，太干了容易断，太湿了影响质量，你可以用这个小仪器测……”
“要是遇到难缠的客户，别跟他们吵，咱们用质量说话，这是我总结的几个验布标准，你拿着……”
天快亮时，我把最后一把扳手放在她手里：“这个你留着，我亲手磨的，好用。以后不管遇到啥困难，都别放弃，你这么能干，一定能过得很好。”
她紧紧握着扳手，指节都泛白了，哽咽着说：“你也是，回家好好照顾叔叔，我等你回来。”
我提着行李走出宿舍时，天刚蒙蒙亮。陈兰站在门口送我，穿着我给她买的那件红毛衣，在晨光里格外显眼。我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强忍着没敢再停留，大步走出了纺织厂的大门。
我以为这只是短暂的分别，没想到这一别，就是三十年。
回乡下后，爹的病时好时坏，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，再也没机会回县城。后来听说纺织厂倒闭了，我到处打听陈兰的消息，却杳无音信。我成了家，生了孩子，日子过得不富裕但也算安稳，只是心里总空着一块，时常想起那个在纺织厂陪我过了五年的女人。
直到去年，我去深圳看儿子，在一个纺织厂门口，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她头发花白了，背有点驼，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。我试探着喊了一声：“陈兰姐？”
她回过头，愣了半天，突然捂住嘴哭了起来：“卫国……是你啊……”
原来她后来真的去了南方，凭着我教她的技术，从普通工人做到了车间主任，还把女儿接到身边，供她上了大学。现在她退休了，在厂里当技术顾问，日子过得很好。
“当年你教我的那些技术，可帮了我大忙了。”她拉着我的手，眼里闪着泪光，“有次厂里的进口织机坏了，外国专家修不好，我照着你教的方法，硬是把它修好了，厂长还给我发了奖金呢！”
我们坐在厂区的长椅上，聊了一下午，聊当年的纺织厂，聊那些一起度过的日子，聊彼此的家庭和孩子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极了三十年前那个月光下的夜晚。
临走时，她塞给我一个布包，打开一看，是那把我送她的扳手，磨得锃亮，还有那本技术笔记，里面的字迹依然清晰。
“这些年我一直带着，”她笑着说，“看到它们，就想起你当年教我技术的样子。”
我看着手里的扳手，突然明白，有些东西，比爱情更长久。那年我倾囊相授的，不只是技术，还有信任和牵挂。而她一直珍藏的，也不只是工具，还有那段在烟火里互相取暖的岁月。
现在我每次整理杂货摊，都会把那把扳手擦得干干净净，放在最显眼的位置。它像一个老朋友，提醒我，生命里那些曾经搭伙过日子的人，那些毫无保留的付出，永远都在心里，温暖而明亮。